网络素养: 概念演进、基本内涵及养成的操作性逻辑|喻国明 赵睿

摘要: 如何让中国网民从“消极的电子设备消费者”变成“智慧网络人”?

11-06 23:48 首页 喻国明


网络素养:

概念演进、基本内涵及养成的操作性逻辑

      ——试论习总书记关于“培育中国好网民”的理论基础


喻国明  赵睿[1]



网民是网络社会的细胞,是网络社会最基本的行为主体和组成单元。网民应网而生,有什么样的网络,就有什么样的网民;网络因网民而兴,有什么样的网民就有什么样的网络。传播学者Henry Jenkins曾提出了“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的概念,他指出,在参与式文化之中,如果公民的数字化参与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就能提供一种社会情境,让公民成为主动的文化创造者。但如果参与者的素养不足以维系这种情境,未来的社会传播形态则有可能倒退(Henry J,2006)。可以说,未来数字文化的发展取决于我们利用现有数字传播的能力。现如今,网络作为最主要的数字传播形态充盈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无论是在人类文明的宏观层面还是在个体需要的微观层面,提升网络素养都成为至关重要的命题。


一、网络素养:概念溯源与认识演进


早在1994年,美国学者McClure首先提出“网络素养”(network literacy)的概念来描述个人“识别、访问并使用网络中的电子信息的能力。”他认为,知识(Knowledge)与技能(Skill)是大众网络素养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网络素养将成为帮助公民高效地、高产地开展个人生活和工作的重要技能(McClure,1994)。随着社会实践的进一步展开,网络素养的内涵便出现了实践与理论两个不同指向。在理论指向方面,学者Selfe, C.将网络素养的概念进一步精细化,区别了计算机素养(Computer Literacy)和技术素养(Technological Literacy):计算机素养是人们使用计算机、软件或网络的机械技能;而技术素养是在电子环境背景下,一系列包含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价值观、实践和技巧的复杂的操作语言(Selfe C.,1999)。这一定义强调了网络素养的社会化属性,使得其内涵不再停留于技术层面,而是扩大为与社会文化环境相勾连的有机整体。学者Savolainen则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出发,对网络素养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了网络能力(Network Competence)的概念,认为网络能力包含互联网信息资源中的知识,使用工具获取信息的能力,对信息的相关性判断的能力,沟通能力四个方面(Savolainen,2002)。这一定义明确指出信息内容和信息工具的使用能力是不同的概念,丰富了网络素养概念的内在逻辑。


在实践指向方面,1996年,学者Hu,C率先将网络素养研究与图书馆工作实践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图书馆工作人员应该接受系统的网络素养教育,他们不应该仅仅扮演连接用户与网络资源的中介人的角色,而是应该作为教育系统的辅助部分,帮助提高目标群体的网络素养(Hu,1996)。另一个较早的网络素养实证研究是学者Blanchard 和 Carter对高校工程学专业的大学生进行的实证研究,研究证实了互联网作为一种学习工具,使用者需要拥有复杂的技能,拥有知识和引导者的帮助等“素养”(Blanchard & Carter, 1999)。2000年前后,一系列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网络素养的实证研究得以展开,较有代表性的是台湾学者开展的针对公务员网上学习有效性的研究(Lai, H.-J,2011),南非圣约瑟神学研究所学生网络素养的实证研究(Patrick N.,2009),对尼日利亚大学图书馆系统工作者的网络素养研究(CN Ezeani,2011)等。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网络时代的来临,互联网交互、开放、整合的特性逐渐得到研究者的重视,网络素养的内涵也因此被进一步延伸。2005年,Walker提出,网络素养意味着将用户与他人的表达连接起来,同时邀请他人发表意见。这意味着网络表达是一种社会化的、合作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孤立的个人行为(Walker,2005)。这一定义将网络素养研究放在了开放的、交互式的网络环境之中,肯定了网络对于个体的激活功能,但不足之处在于所描述的网络素养的表现方式仍然局限于单纯的网络表达,没有进一步扩展。其后,研究者Benson和Reyman提出,网络素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技能和狭义的计算机素养,而是一种在当前互联网个体相互分散又相互协同的状态下,对人们进行读、写、和其他参与式活动的解读能力(Benson& Reyman,2009)。这一概念将参与式行动也纳入网络素养的表现方式,体现了网络聚合资源,并组织多重主体之间的关系互动的巨大潜能。2013年,美国学者Howard Rheingold以“Net smart”一词定义网络素养,并在《网络素养——数字公民、集体智慧和联网的力量》一书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网络素养的概念,他认为,素养是技能和社交能力的结合。注意力、垃圾识别、参与、协作、网络智慧人是网络素养的五个组成部分,这五种关键素养将给人的思维和社会关系带来巨大影响,甚至具有改变世界的能量(Howard R.2013)。这一概念从网民参与的角度,较为完整地表述了个体通过网络进行资源配置和协同合作的过程,被众多研究者沿用,成为至今较为通用的网络素养定义。


二、网络素养:

三大内涵及其分析的操作性架构

尽管学者对于网络素养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大体可以看到,对于网络素养的内涵存在着几个较为明显的表达取向——网络素养是一种基于媒介素养、数字素养、信息素养等,再叠加社会性、交互性、开放性等网络特质,最终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范畴。于是这便也构成了网络素养研究的基本操作框架。

  

  1.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


网络首先是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形态被人们认识和运用的,因此网络素养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基于既有的媒介素养研究理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张志安,2004)。媒介素养研究呈现出“防疫——释放——赋予”这一比较明显的世代性,其最初源于英国20世纪30年代,为了反对大众传媒提供的流行文化价值观,至20世纪60年代,学者对媒介素养的研究集中于受众的甄别能力研究,进入70年代后,媒介素养教育逐渐受到重视,许多发达国家为都展开了针对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证研究。目前我国对于青少年群体、青年学生群体的网络素养研究的研究框架多来源于此,通过对某一特定群体的分析,考察现有培养教育模式的效果和不足。但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已经不仅是一种传统媒介和传播渠道,而是一种新兴的重要的生产要素,网络通过对个体的激活和对资源的重新配置,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成为重新构造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因此,针对于网络素养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受众效果研究。根据网络的独特属性,探究网络的“社会赋权”,即对于社会资本在不同层级社会成员之间的资源配置个权力整合作用是当今网络素养研究尚有缺失的部分。


2.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


信息素养研究起源较早,因为信息素养的概念是由图书检索技能发展和演变过来的。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Paul Zurkowski就提出了信息素养的概念,他指出“信息素养就是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资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Zurkowski, P.G, 1974)。在这一阶段,信息素养研究还止步于对信息的搜集检索和利用能力。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信息素养也作为一种必备能力,被应用于教育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2000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发布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这一标准得到了广泛采用,成为了实际上的信息素养标准框架(ACRL,2004)。2011年,英国国立和大学图书馆协会提出了信息素养七要素,即识别、审视、规划、搜集、评估、管理、发布(SCONUL,2011)。由此,这些指标被广泛借鉴,成为判断网络信息利用能力的标准。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今web2.0甚至web3.0是用户集体智慧主导的全新传播环境,信息协同生产及传播、用户主动参与和反馈互动、信息消费与信息生产并存等前所未有的信息传播特点都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网络作为最主要、最丰富的信息载体,其内涵和价值也远超于信息文本本身,因此,原有的评判指标已经不足以承载网络素养研究的外溢价值。


3.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


以色列学者Alkalai于1994年最早阐释了“数字素养的概念,提出了数字素养的五个组成部分:图像-视觉素养、再创造素养、信息素养、分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Eshet Alkalai, Y, 2004)。澳大利亚传播与媒介协会将数字素养定义为:通过数字媒体和通讯技术获取、理解、参与或创作内容的能力和智力(ACMA,2007)。2010年,欧盟开展了数字素养项目,并确立了面向全民的“数字素养框架”。这一框架认为,数字素养包括信息、交流、内容创建、安全意识和问题解决5个素养领域。概言之,在西方学者看来,数字素养是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但网络本身作为一种数字化技术,却又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层面,因此,我们认为,网络素养研究的内涵应该比数字素养研究更为宽广。


McClure在1994年提出网络素养概念的时候以图1的关系框架定义网络素养, 超越了不同学者对于网络素养与其他几种素养之间的关系描述不统一造成的概念混淆和模糊。他首先认为信息素养是网络素养、媒介素养和计算机素养以及传统素养的结合(见图1)。而二十多年过去了,信息传播环境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的承载能力也不可同日而语,正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网络影响着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同时,也承载了包含数字技术、资源整合、信息传播多个维度的通路,因此,根据上文的梳理,如今的网络素养研究应该是包含媒介素养研究、信息素养研究、数字素养研究的一种宏观的研究逻辑(见图2)。


图1  McClure所提出的关于“信息素养”的图式


图2  关于“网络素养”的新图式


三、网络素养:

成长变化的现实语境与社会土壤

网络素养的成长是无法在孤立的环境下进行的,它必然要受制于更为宏观的政治、文化、经济及社会土壤的影响,同时也反作用于这些因素。目前我国网民的网络素养成长的现实语境与社会土壤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对公民网络素养提出的新要求。学者Barry Wellman曾经说,数字社交为人类社会带来的最重要改变是“从以群体为中心的生活转变为以网络为中心的生活”(Wellman.B,1998),群体是紧密团结的,成员之间相互关联且与其他群体保持了相对独立性,但网络是松散耦合的,很多去中心化的因素被调动激活和连接。这带来了权威消解、信息爆炸、社会化生产等一系列影响,这些都将直接作用于受众的网络使用行为,也对受众的网络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是针对我国本土网络环境的在地性语境。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在网民群体中,29岁以下的青少年年龄组占据了56.1%的比例,88.6%的网民是大专以下文化程度,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最大,接近79%。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网民整体上处于青年阶段,在年龄上表现出年轻化,学历上呈现出上升趋势,收入水平整体处于低收入水平,但成长空间巨大,这些特征都应该成为中国网民网络素养衡量标准制定时的现实考量。


网络素养是针对用户而言的,因此“认知——观念——行为”的演进逻辑应当是网络素养培育和养成的核心内容与梯度范式。根据由于我国网络发展的现实语境,这一演进逻辑的每一环节都被赋予了全新的现实内涵:


1.认知:


从网络接触习惯到注意力管理。网络接触习惯意味着用户网络使用的频率和时间分布,这是过去衡量用户对媒介认知程度的量化依据。但在互联网多任务处理的进程中,媒体运作模式影响了思维习惯的本质,人们抽出时间、持续地关注一键式的能力被剥夺了,人们的注意力时而叠加时而涣散。因此,个人的注意力分配习惯也应当成为衡量用户网络素养的判别指标。


2.观念:


从价值情感取向到批判性思维。在21世纪,无论受众是否可以追逐热点,信息冗余都是难以避免的,在激活了注意力后,用户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判断内容的价值,如何对内容进行甄选。因此,是否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是否具有筛选、甄别、整合信息的能力都应该成为衡量用户网络素养内化程度的进阶标准。


3.行为:


从网络媒介参与到协同合作。互联网激活了分散的个体,通过个体的逻辑连接,形成了网络的“参与机制”,将各种微小的社会资源聚集衍化成为公共物品。过去对于网络素养的评判还停留在用户对公共事项的参与程度上如针对公共事件发表意见。但如今很多的参与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高强度的协同合作正在激发出难以估量的新生产能力,用户是否进行了社会化生产,参与程度如何,与他人的协同合作程度如何,都应该纳入网络素养的衡量体系中来。

 

注释


[1]喻国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参考文献:

Henry J.2006. See :http://henryjenkins.org/2006/10/confronting_the_challenges_o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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